聚焦大宗商品涨价：我国短期通胀压力可控，需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变化
导读
5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等。这是5月以来，国常会第二次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问题。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青年论坛双周研讨会，就“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及政策应对”为主题展开讨论。
多数与会专家认为，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导致供需阶段性错配，不具有可持续性。大宗商品价格或许已经阶段性到达顶部，政策层面不必过度反应。在国内总需求尚未完全恢复且通胀预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PPI向CPI的传导效率并不高，短期内通胀压力可控。
虽然现阶段通胀压力相对可控，但需要注意，三方面因素或抬升长期通胀中枢。一是过去十年原材料生产领域的全球投资在下降，供给相对受限导致商品价格易涨难跌。二是发达国家央行对通胀的容忍度有所上升。未来，即使发达国家的通胀率显著超过3%，发达国家央行或许也不会做出及时且强有力的政策应对。三是低碳转型意味着碳价格会体现在更多的商品价格中。
在政策建议方面，与会专家认为，货币当局需要重新思考对通胀的容忍度，并通盘考虑中长期通胀目标的设定。重视汇率在调节内外需结构时发挥的重要作用，允许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升值。政府应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变化，初期主要通过加强政策沟通来管理通胀预期。
”2020年11月3日，轮船靠泊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煤炭码头装货（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图。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因是供需阶段性错配
2021年初至今，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显著上涨。多数与会专家认为，疫情导致的供需阶段性错配是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需求层面，发达国家商品消费需求和中国投资需求快速复苏是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疫情之后，中国生产复苏很快，发达国家商品消费复苏很快，共同带动中国出口大幅增长和制造业投资增加。国内方面，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恢复最快。国内外的需求恢复带动原材料需求快速增加和价格上涨。
供给层面，疫情对部分原材料生产国和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影响，让商品价格对需求的变化更敏感。疫情直接影响到巴西、智利等金属矿石出口国的生产能力。国内方面，压降钢铁、煤炭、有色金属产能的政策导向，给市场造成了供给收缩的预期。这会增加生产企业和贸易商的存货需求，并与价格上涨形成共振，加速商品价格上涨。
此外，与会专家还指出，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向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流动性，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波助澜。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虽然大宗商品价格涨幅明显，但在国内总需求尚未完全复苏和通胀预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原材料价格向下游传导的效率并不高。过去五年PPI向CPI的传导效率明显减弱，通胀预期保持稳定，说明PPI快速增加并没有通过预期机制传导到下游行业和居民部门。因此，现阶段通胀压力相对可控，只要不出现明显的通胀预期升温，货币政策就不必为此做出反应。
与会专家指出，虽然短期内通胀压力相对可控，但三方面因素或推升长期通胀中枢。
一是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原材料生产领域的投资都在下降，供给相对受限导致商品价格易涨难跌。2012年以后，主要大宗商品的生产端投资都在持续下降，部分商品供给端的寡头垄断特征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供给相对受限的情况下价格对需求变化会更敏感，同等幅度的需求增加将带来更多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寡头垄断特征导致价格对供给的调节作用失效，即价格上涨很难带来供给的增加。结果就是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出易涨难跌的特点。
二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有所上升。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央行对通胀预期的容忍度普遍上升，其中日本央行和欧央行更是将刺激通胀作为主要货币政策目标。疫情之后，美联储对通胀目标的重新表述也体现了这一点。未来，即使发达国家的通胀率显著超过3%，发达国家央行或许也不会做出及时且强有力的政策应对。这种情况下，全球通胀水平或许会有所抬升。
三是低碳转型意味着碳价格会体现在更多的商品价格中。要实现低碳转型，就必须让碳排放的成本显性化，让碳排放企业承担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意味着商品的生产成本中将体现出碳价格的影响，特别是高碳商品的价格反映会更明显。如果这部分成本增加不能比较顺畅地传导到终端，下游行业利润就会间接承担这部分成本压力，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如果这部分成本可以传导，那就意味着碳价格要在更多的商品价格中得到体现。
要更加重视应对
多数与会专家都认为，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大多是暂时性因素，不具有持续性，因此大宗商品价格或许已经阶段性到达顶部，政策层面不必过度反应。应更加重视应对中长期通胀中枢上移带来的挑战，具体来说：
第一，客观看待市场价格波动，提升价格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效率。原材料价格上涨虽然会增加下游成本，但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会促使下游需求方通过技术投资节省相关原材料的使用，或者通过成本机制淘汰掉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实现原材料的供需再平衡。因此，应客观看待市场价格波动，重点是通过（1）提高期货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程度，（2）提高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效率，（3）消除限制企业和劳动力自由进出市场的制度因素，让价格更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第二，重新审视中长期合意通胀目标的设定。原材料生产领域的长期投资不足以及欧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都意味着中长期内全球的通胀中枢可能出现系统性抬升。同时，低碳转型过程中碳价格在更多商品中得到体现，也会对长期通胀中枢造成一定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沿用现有的通胀目标，货币当局就有可能无法很好应对未来国内外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因此，应通盘思考对通胀的容忍度，并重新审视中长期合意通胀目标的设定。
第三，允许人民币在市场化定价机制下出现一定幅度升值，发挥汇率调节内外需结构的重要作用。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但同时也会刺激进口，这实际上起到了促进内需、降低外需的效果。反过来，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虽然可能会有利于保持中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进口，抑制内需，不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允许人民币在市场机制下出现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助于调节当前的内外需失衡局面。
第四，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变化，一旦出现通胀预期快速升温的现象，政府应加强政策沟通。既往历史表明，通胀预期是PPI向CPI大幅传导的重要机制。如果现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最终带动通胀预期上涨，则相关政府部门应从早从快进行干预。要注重通胀预期管理的方式方法，主要是提高政府部门政策沟通效率，尽量避免一开始就直接使用政策手段干预市场。
第五，适度增加部分领域商品的供给弹性，减少对供给端的行政干预。在供给受限的情况下，除非短期需求出现大幅下降，商品价格总是易涨难跌。同时，许多商品，如铜和铝，既是高碳产品，同时也是绿色投资领域的主要原材料。用行政手段直接限制这类商品的生产，虽然可以在短期取得减碳效果，但也会抬高这类商品的价格，增加绿色投资的成本，长期看来未必有利于碳中和的实现。